嗨，各位朋友，我是兰台。

兰台要和诸位唠唠，安史之乱过后，唐朝咋就始终没办法解决河朔割据这一难题。

实际上，自汉朝起，关东（大致是函谷关以东的区域）与关中地区之间便存在着矛盾。就拿东汉末年的情况来说，王允设计除掉了董卓，可最终却被郭汜、贾诩等人扭转了局势。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在于，王允对“关西人”缺乏信任，反倒一味地重用“关东人”，如此一来，便引发了整个“关西”地区人群的强烈反弹。

在魏晋南北朝之际，关中与关东之间的矛盾已然存在，而宇文泰所掌控的北周和高欢所把控的北齐相互对立的局面，更是将这一矛盾急剧激化，达到了极为严重、几乎无可再加剧的程度。

在隋唐时期，中原王朝虽已建立，然而“关东”和“关西”之间的矛盾却并未就此得到缓和。刘黑闼发起的造反一事，更是让安史之乱前的唐朝中央政权对河北地区增添了诸多忌惮之情。

唐朝中枢对河北心存忌惮，由此在河北推行了一种带有明显刻意为之色彩的“苦役河北”政策。此政策颇具惩罚性质，其直接后果便是河北民众反抗唐朝统治的情况屡屡发生，可谓层出不穷。由于这类反抗事件接连不断，即便唐朝在幽州边境地区承受着极为强大的军事压力，却依旧不愿在河北大量屯驻重兵。相反，唐朝选择重用那些归附过来的少数民族部落兵来应对相关局势。

正是由于唐朝在河北一带对少数民族部落兵的重用，方才直接促使了安禄山势力的崛起。

下面，兰台来给大伙简要讲讲在唐朝那个时期，究竟是何缘故使得河北地区的民众纷纷站到了安禄山那一方。

【01、】

自唐太宗李世民所处的唐朝时期起，对河北便已萌生猜忌之意。

贞观十年之时，唐朝边境的冲突呈现出愈发激烈的态势。面对此种情况，李世民做出了一项重要决策，那便是在如今的河南、山西、甘肃以及宁夏等地区，加大府兵的部署规模，具体而言，就是要增加折冲府的数量，以此来有效应对边境的紧张局势。

然而，因对河北心存忌惮，李世民特意颁下命令，不准在河北增添折冲府的数额，如此一来，河北折冲府的数量便依旧维持在北周、隋朝之时的规模。

据《唐会要·兵制》记载，唐朝于关内设置府署多达二百六十一处，汇聚了二十六万的兵士，凭借关中地区的人力来掌控四方局势。除此之外，还另设折冲府二百八十处，如此算来，新旧府署合计共六百三十三处。而河东道所设府署的数量，相较于关中地区要少一些。值得一提的是，河北之地的民众大多强壮且勇敢，在当时却未设置府署。

近代历史学家对此皆看得极为明晰，就如陈寅恪先生便毫不隐晦地指出，李世民之所以绕过河北地区，缘由在于其对河北人勇悍善战的特质心存忌惮。

陈寅恪在《论唐代的蕃将与府兵》中提到，河北之人向来以豪强的形象为人所熟知，而这一点恰恰是关陇集团出身的李唐皇室极为忌惮之处。也正因如此，太宗在增置兵府之时，唯独不在河北之地设置折冲府。

李世民本人也曾公然宣称，关中人与关东人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其话语所隐含的意思便是，在李世民的认知当中，关中之人方才算是“自家人”，而关东地区的普通百姓不过是“新被征服区域里心怀不轨的民众”罢了。

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彼时殿中侍御史义丰人张行成，恭敬地向皇上进奏道：“陛下身为天子，当以四海作为自家疆域，不应存有东西地域的差异之分，不然恐怕会向众人展现出一种狭隘之态。”李世民听闻此言后，深感其说得在理，对张行成颇为赞赏，于是给予了他丰厚的赏赐。

或许单单是不在河北开设新的折冲府，并且还遭受唐皇的别样看待，这对于河北的普通百姓而言，兴许也并非什么天大的事儿。

然而关键在于，自唐太宗发起对高句丽的征讨行动起，唐朝便在河北以北区域频繁用兵。可当时河北折冲府的数量存在严重欠缺，这一状况致使诸多部队不得不从遥远的淮南等地区进行征调。与此同时，河北地区因处于相对而言类似“大后方”的位置，所以几乎承担起了全部的后勤保障重担。

贞观十九年之时，唐太宗下达旨意，任命刑部尚书张亮担任平壤道行军大总管一职。张亮领命后，率领着由将军常何等人所带领的来自江、淮、岭、硖等地的勇猛士卒，共计四万人，同时还配备了五百艘战船，从莱州出发，渡海朝着平壤的方向行进。此记载源自《旧唐书 · 列传 · 卷一百四十九》。

在唐玄宗李隆基执政之前，河北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唐朝在河北的官吏竟以“军需”为由，大肆对河北民众进行盘剥。也正因如此，使得河北从北齐时代那个富甲天下的富裕地区，逐渐沦为了“愁苦之地”。

《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彼时状况堪忧。近缘军机之事，征调频繁，致使诸多人家业破败不堪。有的人家境惨至一贫如洗，甚至被迫逃亡。为了生计，即便想变卖房屋田产，却也无人愿意购买，环顾家中，四壁空空如也。更有甚者，那些掌管官典事务之人，趁机肆意侵吞渔利。他们巧立名目，借各种事由盘剥百姓，毫不留情，毫无愧疚之心，简直是要榨取百姓的骨髓精髓一般。而且，修筑城池、缮造兵甲等各类劳役，落在州县百姓身上的负担，比军机征调还要沉重十倍。官府对此毫不怜悯体恤，一味强行索要，只要限期一到，便动用枷杖等刑罚逼迫，百姓们在这等严刑之下，肌肤遭受剧痛。如此种种，百姓身处事迫情危之境，生存艰难，早已无法遵循礼义，满心愁苦，对这样的生活深感绝望，了无生趣。

早在唐太宗末期，便已出现了“州县役使，十倍军机。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肤。”这样的现象。而狄仁杰所写的那封奏折，虽则是在武则天称帝之后完成的，可其中所提及类似的状况，实则根源已久，早可追溯到唐太宗末期就已存在了。

狄仁杰在其所呈奏折当中曾提及，正是由于唐朝针对河北地区所施行的那种带有惩罚性质的政策，才致使在河北以及山东一带，涌现出了颇具规模的盗贼团伙。

那些身负罪名之人，必定难以安稳留在家中。他们只能风餐露宿，于荒草间奔波，悄悄隐匿逃窜于山川湖泽之间。倘若对其施以赦免，他们便会现身而出；若不赦免，他们则会愈加癫狂行事。如此一来，山东一带的众多盗贼，就借着这样的情形纷纷聚集勾结起来。——《旧唐书·狄仁杰传》

那么，究竟是出于何种缘由，致使狄仁杰要向武则天上呈奏折，以反映彼时河北的真实状况？

彼时，河北之地出现了这样一桩状况：有十几万民众居然自愿充当入寇河北的契丹部落的“带路党”。而负责前线战事的武将，竟打算将这十几万“从贼”的百姓统统斩杀。

【02、】

公元六九七年，在营州有这么一件事。契丹部落首领李尽忠与孙万荣（二人皆是被赐予的汉名），因不堪忍受武周营州都督赵文翙对他们的苛待与欺虐，愤而将赵文翙斩杀，而后率领本部的军队径直攻入了河北地界。

李尽忠和孙万荣怎么也没料到，他们孤注一掷的奋力一击，居然在河北之地引来了十几万民众自发跟从。如此一来，他们原本仅有几千人的部队，规模迅速扩张，很快就达到了数万人之众。

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记载，寻自称为无上可汗，还任用万斩作为大将。其前锋部队四处攻略土地，所到之处皆被攻克。仅仅过了十天左右，兵力就发展到数万之众，并且进逼至檀州。

大家需留意史料中“旬日兵至数万”这句话，此句表明有众多河北民众，亦或说是盗贼，主动前去投奔李尽忠与孙万荣二人。那为何在史料里李尽忠和孙万荣会被称作“李尽灭、孙万斩”？原因就在于他们二人造反的消息传至洛阳后，武则天给他们改了名，将李尽忠改成了李尽灭，把孙万荣改成了孙万斩。

严格来讲，此次李尽忠与孙万荣的所谓“入侵”行动，实则可视为安史之乱的序曲。他们二人与其被视作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领，倒不如说是唐朝河北边境一带边军发起的叛乱更为恰当。

在历史的长河中，契丹有一位别部的酋帅名叫孙敖曹，其在隋朝时便已出仕，担任金紫光禄大夫之职。时光流转，来到武德四年，孙敖曹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一同派遣使者，向当时的政权表达内附之意。朝廷为此下达诏令，将他们安置在营州城的附近，并授予孙敖曹云麾将军之衔，同时让其代行辽州总管的职责。岁月更迭，孙敖曹的家族也在不断发展。到了他的曾孙孙万荣这一代，在垂拱初年，孙万荣经过多次授职，先后担任右玉铃卫将军以及归诚州刺史等职务，还被封为永乐县公。然而，到了万岁通天年间，变故却陡然发生。孙万荣和他的妹婿，也就是松漠都督李尽忠，这二人竟遭受营州都督赵翙的侵凌与侮辱。不堪其辱的他们，愤而举兵反抗，不仅诛杀了赵翙，还占据营州之地，掀起了一场叛乱。此事在《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中有相关记载。

换个说法来讲，在唐高祖时期，那些归顺而来的契丹部落就已经被安置在了营州一带，并且成为了负责戍守边疆的军队力量。像孙万荣以及李尽忠这类发动叛乱之人，其本质上同样是在唐代担任边防军军官的角色。

武周政权遭受了李尽忠与孙万荣带来的严重冲击，就连唐朝声名赫赫的名将王孝杰都不幸战死沙场。好在李尽忠后来因病离世，武周在得到突厥援助的情况下，历经长达13个月的艰难奋战，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方才将此次由李尽忠、孙万荣发起的“进犯”彻底平息。

在成功剿灭李尽忠与孙万荣发起的所谓“入侵”行动之后，武周政权便着手展开后续的处置事宜，也就是要进行一番“秋后算账”了。彼时，负责此次“平叛”工作的武周河内王武懿宗，向武则天呈上了一道奏章。在奏章里，他竟提议要将那些参与到李尽忠以及孙万荣“入侵”事件当中的十几万民众全部处死。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在庚午这一日，武攸宜从幽州得胜归来，可谓是带着凯旋的荣光。而同一时期，武懿宗却上奏了一件极为严酷之事，他竟奏请要将河北那些曾跟随贼寇的百姓全部处以族刑，此等做法实在是残忍且令人惊愕不已。

平心而论，在唐朝实施相关惩罚性政策的背景之下，河北地区的老百姓对李尽忠及孙万荣是予以支持的。就这一情况而言，武懿宗提出要将那十几万“从贼百姓”全部杀光的主张，也并非是毫无缘由的。

据《张燕公集卷十一·论神兵军大总管功状》记载，彼时燕南诸多城池，留存者仅十之一二，而河朔那片地域，人心亦是摇摆不定，呈现出持两端之态。

就从同一时期狄仁杰所呈的奏折情况来看，那些援助契丹的河北民众，着实很难判定他们是在被迫的情形下为之的。

《旧唐书·狄仁杰传》载，彼时因契丹作祟生乱，方得明晰众人于逆顺之间的情状。其间之人，情由各异，或遭胁迫而从之，或本就甘愿相从，或接受伪朝官职，或从事招抚慰安之事，或兼与外贼有所勾连，抑或是当地土著之人。其行迹虽各不相同，然其本心却并无差别。实因山东之地，民众向来雄健勇猛，向来看重气节，一旦有所抉择，便是至死也不会反悔回头。

然而，鉴于“从贼”的河北民众数量极为庞大，一下子要将十几万人处死，这着实太过骇人听闻了。况且，河北民众充当“带路党”，主要根源在于唐朝长期以来对其存在歧视。基于这些情况，武懿宗所提出的相关提议受到了众人的普遍反对。

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彼时左拾遗王求礼在朝堂之上严正驳斥道：“那些百姓向来未曾接受过军事方面的训练，自身武力也难以抗衡贼人。他们只是为了求得一线生机才暂且依从贼人，哪里存有叛国的心思！反观懿宗，他手握强兵达数十万之众，然而一见到贼人来势汹汹，便望风而逃。如此一来，贼人愈发猖獗，肆意蔓延。如今居然还想着把罪过推诿到那些被牵连、受误导的普通百姓身上，这般行径实乃身为臣子的不忠之举。依臣之见，应当先将懿宗斩首，以此向河北的百姓谢罪才是！”

狄仁杰在呈递给武则天的奏折中，恳请其莫要因河北民众充当了“带路党”一事，便对这些老百姓予以惩处。

《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着这样的内容：期望能够特别赦免河北各州，对于过往之事一概不再追究查问。如此一来，自然能够使得人伦之道顺畅无阻，天下百姓皆怀欣喜之情。当各路军队胜利归来之时，也能够确保不会出现侵扰百姓的情况。

最终，武则天还是接纳了狄仁杰所提出的建议，对河北那些充当了“带路党”的百姓给予了赦免。

【03、】

然而自那之后，唐朝在河北地区愈发倚仗那些依附于己的少数民族部落所组建的武装力量了。并且，唐朝已然将这些武装力量视作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关键军事支柱。

荣新江曾撰写文章指出，早在唐朝之前，于河北幽州的柳城一带，便存在着由粟特人所组成的部落组织。彼时，唐政府出于利用该部落抵御北方契丹、奚等政权的考量，并未将其解散，而是完整地保留了其建制。安禄山便是在这样的部落环境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不仅如此，荣新江还对安史之乱中的战将出身进行了大量考察。经研究发现，这些战将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出身于幽州的粟特族，并且他们构成了整个军团的主要力量来源。——《华夷之用：试探安禄山政权的“地域性”与“民族性”》

在唐朝时期，河北地区时常遭受契丹、奚等游牧民族的袭扰。彼时，负责在该地区抵御这些袭扰的主要军事力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军队，而是归附于唐朝的少数民族部落武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曾有那么一段时期，河北边军在日常军事活动等诸多方面所使用的工作语言，竟然是粟特语和契丹语。也正是这样特殊的军事构成以及语言环境，为精通汉语、契丹语的粟特人安禄山提供了崛起的契机，使其能够在当时的局势下崭露头角。

要知道，在当时能从长安被派往河北边军任职的高级军官里，没多少人是懂得粟特语还有契丹语的。所以，他们若要和自己麾下的士兵实现有效的沟通交流，那就非得借助像安禄山这般通晓汉语的少数民族将领不可。

最终，严格来讲，“安史之乱”并不能简单界定为少数民族将领发起的造反行动。实际上，更多的情况是那些长期生活在河北地区的唐朝少数民族将领，他们带领着河北当地的民众，展开了一场针对以李唐皇室为首的关陇贵族的行动，而这一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视为一种“复仇”。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少数民族将领及其所带领的民众遭受了来自李唐皇室等关陇贵族的歧视与苛待。

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十一月九日这一日，安禄山悍然起兵反叛。其麾下汇聚了同罗、契丹、室韦曳落河等诸多势力，同时还囊括了范阳、平卢、河东以及幽、蓟等地的部众。安禄山将这支拼凑起来的队伍号称父子军，其中有步兵与骑兵相互配合，兵力多达十万之众。而后，他们气势汹汹地擂鼓西进，并且打出了诛杀杨国忠的旗号，就此拉开了一场叛乱的大幕。

安禄山针对以李唐皇室为代表的关陇贵族所表现出的暴虐行径，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源于他与李唐皇室之间的私人仇怨，实则是一种对关陇贵族的报复行为，且这也反映了当时河北民众较为普遍的一种愿望。

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安禄山下达命令展开对百官、宦者以及宫女等人员的搜捕行动。每次搜捕到数百人之后，便会派遣兵丁押送他们前往洛阳。那些身为王、侯、将、相，原本扈从皇帝车驾出行，而将家人留在长安的，其留在长安的家人即便只是婴孩，也未能幸免于难，皆遭受诛杀之祸。

据相关史料记载，安禄山的军队在攻入长安之后，对那些留在长安的“王、侯、将、相”的亲眷们展开了极为残酷的屠戮行径，几乎将其全部杀光，即便是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幼儿也未能幸免于难。

或许有朋友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这分明只是安禄山个人的残暴行径，怎么能将其视作是河北民众的意愿？

诸位不妨瞧瞧安禄山称帝之后，对范阳（即现今的北京）是何种处置方式，另外，也来看看唐肃宗及其臣子们又是怎样看待安禄山与史思明这二人的。

安禄山在称帝之后，便将范阳确立为“东都”，还免除了范阳地区民众的一应赋税。并且，即便在战事进展不顺之时，安禄山也屡屡打算退回范阳。由此可见，安禄山对于其在河北的经营状况，是有着十足的自信的。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其余文武官员皆予以安排任用。并且把范阳设为东都，还给予当地百姓终身免除赋役等优待，同时将范阳城东角的一处私人宅邸指定为潜龙宫。

在战事呈现出不利态势之时，安禄山曾多次动了逃回范阳的念头。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了这样一则情况：关于放弃洛阳，返回范阳的商议，当时并未得出最终的决定。

在唐肃宗及其臣子的认知当中，有一点极为关键，那便是安禄山一伙人把从长安以及洛阳大肆抢夺而来的诸多钱财，统统都运回了范阳之地。由此情形便不难看出，安禄山对于河北地区的一番经营，恰似当初李渊父子对关中地区展开的经营那般。

唐时，皇上向李泌询问道：“如今敌军这般强大，不知何时方能平定局势？”李泌回应说：“臣下留意到，贼人所掳掠来的年轻男女以及金银财宝等，全都运往范阳之地。如此行径，哪里能看得出他们有雄踞四海的远大志向！当下也仅仅是敌方的一些将领还能为其效命，而中原之地的人，除了高尚等寥寥数人之外，其余的都是被胁迫而随从他们的。依臣所估量，不出两年的时间，这天下便不会再有贼寇之乱了。”——《资治通鉴·唐纪》

【04、】

自东汉起，关东与关西之间的矛盾便已滋生，且这一矛盾犹如一条绵延不绝的丝线，一直延续到了五代时期，前后算起来差不多存续了一千年之久。就唐朝而言，其并未妥善地化解这一矛盾症结。恰恰相反，从唐高祖李渊，到唐太宗李世民，乃至后续的诸位李唐天子，他们在执政过程中，或有意为之，或无意间的种种举措，反倒使得关东与关西之间的这种矛盾进一步加剧。最终，这矛盾犹如一座积蓄已久的火山，在“安史之乱”时来了一场总爆发，给整个唐朝带来了极为沉重的打击。

在经历“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状态，那便是维持了长达150年的半割据局面。从这一现象不难看出，河北地区的民众对于以长安作为核心的李唐王朝，内心怀有相当程度的抵触情绪，甚至可以说是极为痛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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